汤铭新: 格瓦拉在中国
原题格瓦拉在古巴掀起“中国热”作者:汤铭新在一次纪念中古建交55周年的活动上,我与古巴驻中国大使白诗德谈到中古

原题
格瓦拉在古巴
掀起“中国热”
在一次纪念中古建交55周年的活动上,我与古巴驻中国大使白诗德谈到中古关系时,他说:“我们古巴和中国有12小时的时差,中国白天的时候古巴是夜晚。那么,就由我们兄弟的中国人民负责看护古巴这12个小时;而当中国是夜晚的时候,古巴是白天,就轮到我们古巴人民在这12小时来负责保护中国。”
我曾有幸参加过接待古巴高级领导人和其他代表团访华,也陪同我国不同部门的领导人和文化友好代表团访问过古巴,或到哈瓦那参加国际会议。古巴甜蜜爽口的蔗糖、浓郁喷香的雪茄、魅力无比的女排和优美动人的芭蕾舞在中国有口皆碑。而触及中国人民心灵的古巴标识,就是卡斯特罗和格瓦拉。

1960年11月19日毛泽东接见格瓦拉
毛泽东是大师我是小学生
格瓦拉于1928年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市一个资本家兼庄园主家庭。195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并取得了医生资格。他的初衷是想用行医来造福人类。但是,在目睹了印第安人的贫苦生活和疾病患者的困苦之后,他寝食难安,深感不公平的世界非药可医。所以,在阅读了马列著作后,他放弃了优越的理想职业,决心从事革命斗争,以解放苦难大众为己任。他毅然决定奔赴当年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中的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等国家,旨在为贫苦大众的解放探索一条希望之路。当他告别自己的父母和乡亲启程远行时,在火车开动的瞬间,他高声地说:“一名美洲战士上路了!”

格瓦拉认识到,必须首先发动一场革命,推翻反动独裁统治,从而实现他的革命理想。为此,他暗下决心:如果拉丁美洲国家发生根除社会邪恶势力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社会革命,他将是这场革命的坚定战士!
1955年6月,格瓦拉在墨西哥城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相遇。共同的志向使两人一见如故。他们通宵畅谈形势和革命策略。在卡斯特罗邀请下,格瓦拉参加了正在组建的古巴远征军。
1956年11月25日,82名远征军登上格拉玛号游艇从墨西哥湾出发。想到即将投入到一场革命风暴中去,格瓦拉兴奋不已,和卡斯特罗一起,领着大家不停地高唱古巴国歌。不料他们刚一登陆,即遭到政府军的袭击,远征军70人丧生。格瓦拉在战斗中负了伤,哮喘病又复发,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和卡斯特罗一起率余部冲出重围,转移到层峦叠嶂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创建了游击活动基地。

从那以后,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密切配合,打了多次胜仗并转入反攻,最后于1959年1月4日一举攻占首都哈瓦那,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一时间,在古巴乃至整个中、南美洲地区格瓦拉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名声大震,被称为古巴起义军中“最强劲的游击司令和游击大师”,是卡斯特罗的左膀右臂。西方甚至称他为“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卡斯特罗对这位亲密战友的评价是:“一个在行动上没有一丝污点,在举动上毫无瑕疵的典范!”但是,格瓦拉一再谦虚地说:“毛泽东才是游击战大师,我只是个小学生。”
古巴革命胜利后,格瓦拉担任了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和党的领导职务。但是,作为古巴第二号人物,他却不愿接受任何特权。他身体力行,参加义务劳动;孩子生病,不用公车送医院;到商店买东西,让家人像普通人一样排队;需要的时候,同普通战士一样站岗;喜欢接触群众,了解民情;作风亲和,平易近人。这些作风,无不折射出他高尚的情操和纯净的人格魅力。

我第一次见到格瓦拉是1960年11月间他率领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之时。那一年是中古建交的第一年。当时,古巴是拉美国家中唯一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因此,我国对格瓦拉的访问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会见和宴请了格瓦拉,并同他进行了热烈的长谈。
同时,北京和上海分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欢迎来自加勒比海的古巴人民的友好使者。格瓦拉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极为感动。而更令他激动无比的是,他终于实现了心仪已久的热切期望:一定要见到仰慕已久的中国革命伟人——毛泽东主席。
格瓦拉曾动情地说:“我们非常景仰毛泽东同志。”因为从他年轻时投身革命起,即阅读了许多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和游击战的文章和著作,从中受到深刻的启发,把它称为“来自中国的粮食”。他先是仿效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把斗争重点从城市转移到山区和农村,在那里形成革命斗争的根据地。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他又仿效中国,注意发动群众。他身背药箱,走村串户,为农民免费治病。同时,向贫苦的农民介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

这样,格瓦拉很快就成为起义军中最优秀的政治委员,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在军事行动中,格瓦拉更是灵活运用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许多战略战术,不断取得成功。这一切使格瓦拉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产生了深深的情谊。
因此,当1960年11月19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格瓦拉时,见到这位慈祥而高大的伟人,格瓦拉的神情显得有些紧张,一时说不出话来。还是毛泽东先开口说:“切,你好年轻哩!”听到毛泽东温馨的问候,格瓦拉打开了话匣子,先是赞赏中国的绿茶,说:“到了中国品到这么清香的茶,就像是喝到了马黛茶啊!真像是阿根廷的马黛茶!”毛泽东幽默地回应说:“你喝到家乡的茶叶味了,这说明你是真的到家了。”之后,在谈到古巴革命的发展时,格瓦拉感激地说:“毛主席,您革命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呢!但是,后来我们读到了许多您的文章,受到了深刻的启发。是您的游击战思想指导我们取得了胜利。”
后来,毛泽东又单独宴请了格瓦拉。格瓦拉把自己写的游击战的书亲手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也送了他一本签了名的有关游击战的小册子。

在格瓦拉第一次访问中国抵达北京的第二天,1960年11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格瓦拉一行。我陪同古巴青年代表团一起出席。当格瓦拉步入宴会大厅时,他不断向欢迎他的宾客们挥手致意。只见他身穿绿橄榄色军装,足蹬一双黑色军靴,留着潇洒的络腮胡须,身材魁梧,步履矫健,眉宇间透出阿根廷草原高乔人那种特有的刚毅与豪放。
我陪同的几位古巴客人迎上前去,同他握手,向他问好。格瓦拉简短地问贡萨雷斯团长来中国多长时间了,有收获没有?然后,以深邃的目光看着贡萨雷斯说:“中国对青年工作非常重视,你们要好好学习中国同志这方面的宝贵经验。毛泽东主席对青年有一段非常精辟而生动的讲话,说青年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说到这里,他转过脸微笑地问我:“你知道毛主席的这段话的全文是怎么说的吗?”我说:“知道。那是1957年毛主席在访问苏联对中国留学生的一段精彩讲话。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格瓦拉听完后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说:“谢谢你的帮助!”然后转过脸来用寄予重托的犀利目光对贡萨雷斯说:“希望你好好记住毛主席的这段话,努力把青年工作做好啊!”贡萨雷斯连连点头称是,说回国以后一定好好安排学习和贯彻。
格瓦拉这次访华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商谈中古经贸合作。中方委派李先念副总理作为代表。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商定:在1961年至1965年间,中方向古巴提供6000万美元贷款,援建一些工业项目,并在1961年度购买古巴100万吨糖、5000吨镍和铜等矿产品。格瓦拉对中国提供的援助十分感激。周恩来总理说:“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你们有困难,我们应该帮助。不然,就不是革命国家了。”
格瓦拉的中国之行取得了巨大成功。回国以后,他做了许多报告介绍中国情况,号召民众学习中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格瓦拉在古巴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古巴人民钦佩中国,渴望了解中国,每天到新华社哈瓦那分社索取新华社电讯稿的人排成了长队。

古巴革命胜利后,格瓦拉依然阅读了许多毛泽东的著作。在他看来,革命尚未成功,拉美大多数国家,包括他的祖国阿根廷,仍然被独裁者或者反动权贵集团所统治。所以,他经常引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不到长城非好汉”来激励自己的革命斗志。尽管肩负繁重的经济领导工作和频繁的外交出访任务,但丝毫没有让格瓦拉忘记他作为一名解放全拉美的国际主义者的理想。所以,当古巴的经济建设开始进入正常的运行轨道以后,他血脉中的拉丁美洲血液开始沸腾。他耳边常常听到受苦受难的人民的呼唤,他不能沉湎于“功成名就”,他要继续为拉美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1967年1月,我陪同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吴学谦赴哈瓦那出席亚非拉三洲人民团结会议。念及格瓦拉在1965年3月结束了他为期3个月访问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一系列国家后便销声匿迹,出席三洲会议的许多代表都十分关心格瓦拉的行踪。古巴政府了解到大家的心愿,卡斯特罗在三洲会议上发表的闭幕词中专门讲到了格瓦拉“告别古巴”的情景。
他说:“格瓦拉从参加我们行列的第一天起就时常明确地表示,当古巴斗争完成之日,他就将去另外的地方履行革命任务。我们也常向他许诺,任何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任何情况都不会使我们要求他留在我们国家内或者阻止他实现那种愿望的要求,而且我们完全忠诚地信守对格瓦拉同志的诺言。”此言刚完,全场报以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接着,全场突然响起了一阵熟悉而合着节拍的欢呼声:“我们可以像他,我们应该像他。像谁?像谁?切·格瓦拉!”这时,群情激奋,全场淹没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之中。

此情此景,令我们这些与会各国代表感动不已。紧接着,古共中央的一位领导人宣读格瓦拉自玻利维亚丛林写给三洲会议的《致世界人民的信》。格瓦拉在信中说:“要发扬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人类在无产阶级旗帜下进行的斗争是最神圣的斗争。对一个美洲人、亚洲人,一个非洲人,或一个欧洲人来说,在越南、委内瑞拉、危地马拉、老挝、几内亚、哥伦比亚或玻利维亚等现代武装斗争的舞台上献出生命,同样都是光荣而伟大的……”信刚念完,会场上又一次响起“切”“切”“切”的热烈欢呼声。
会后,我同古巴的陪同官员说了我对格瓦拉崇高品质的感受。这位官员告诉我,1965年10月3日,在宣告成立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会上,卡斯特罗正式宣布:切已告别古巴!格瓦拉请求辞去他在古巴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军衔和古巴公民的国籍。他愿意为拉丁美洲任何一个国家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而决不考虑个人付出任何代价。他在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中表示,他对单一的苏联模式感到不解和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忧虑。因为他发现不少革命者都是在豪华的汽车里、在漂亮的女秘书的怀抱里丧失了往日的锐气。所以,为保持革命者的理想和完美形象,他只能选择战斗,选择一个凤凰涅槃式的壮美结局。

1965年6月,格瓦拉率领一支有125人的古巴游击小分队,开赴非洲的刚果金沙萨地区,想在非洲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新古巴”。然而,斗争屡遭挫折。格瓦拉便决定在玻利维亚圣克鲁斯省的尼阿卡瓦苏峡谷建立游击据点。
1967年3月,开始军事行动。1967年8月,由于叛徒的告密,游击队的秘密仓库被捣毁,城市中的联络网也遭到破坏。8月31日,遭到政府军的袭击,游击队全军覆没。10月8日,当格瓦拉滑下峡谷准备突围时不幸被铺。次日,玻利维亚武装部队司令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乘直升飞机赶到现场进行审讯。格瓦拉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拒不回答任何问题,镇静地说:“我就是切·格瓦拉。你们把枪口对准我吧!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格瓦拉英勇牺牲时,年仅39岁。正如格瓦拉的女儿所说:“我父亲是去完成西蒙·玻利瓦尔(领导拉美获得独立的民族英雄)未竟的事业。”无论今天或者将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压迫、剥削与不公正,熟知或钦敬格瓦拉的人民还会发出同一种声音:切还活着!他的英名将流芳百世!

1995年11月22日,我在玻利维亚的大使官邸收听到一条惊人的消息:当年曾参与追剿格瓦拉的玻利维亚退役将军巴尔卡斯透露了格瓦拉遗骨下葬的秘密地点。广播说,慑于格瓦拉在全世界激进青年和左翼游击队中的巨大威望和影响,为避免他的墓地日后成为他的崇拜者朝拜的圣地,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玻军方决定将格瓦拉等人的尸体秘密地埋葬在玻东部圣克鲁斯省巴列格朗德市小型机场的跑道下面。
不久后,玻利维亚《现状报》发表了一篇当年曾在格瓦拉战斗的游击区采访的报道,还附有一张在现场拍摄的格瓦拉的遗体照片。有评论认为,那张照片同1500年在意大利画的耶稣像惊人相像,这真是人世间难以想象的巧合。显然,那是因为人们把格瓦拉同救世主耶稣相比拟,因而得出了那样的印象。
到格瓦拉饮弹的实地,去体验壮士昔日的战斗历程,无疑是对英雄最好的怀念。1996年初,我从圣克鲁斯出发,经过3个多小时的艰难旅程,到了这个与格瓦拉英名紧密相连的巴列格朗德市。市长卡勃雷拉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告诉他,我曾在中国接待过格瓦拉,中国人民对格瓦拉怀有崇高的敬意,而格瓦拉对中国也怀有深切的感情。

我告诉他古巴驻玻利维亚大使曾和我讲过一段格瓦拉与中国有关的往事。那时,这位大使是古巴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干部。她说,格瓦拉在一次光着膀子和他们一起参加砍甘蔗的义务劳动时,对古巴共青团的领导人说:“同群众共甘苦,参加集体劳动,这是我在中国受到的启发。对于肩负领导重任的同志来说,这也是与官僚主义决裂的最好办法。”
卡勃雷拉市长听完后笑着对我说:“中国大使对格瓦拉的特殊感情完全可以理解。我们这里的普通老百姓就说,虽然切活着的时候我们对他知之甚少。但是,他死后我们才明白,他是一个仿效耶稣拯救穷人的好人,他就是当代的救世主。”
1995年11月底,在玻利维亚政府的支持下,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古巴联合组成的专家组,着手调查和寻找掩埋格瓦拉的地方。1997年7月1日,掩埋格瓦拉和另外几名游击队员的地方被找到。7月12日,古巴政府派专机接回格瓦拉等人的遗骸。
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害30周年,古巴政府为格瓦拉举行了最为隆重的悼念活动和国葬规格的安葬仪式,地点就选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市。圣市数十万群众涌向灵车经过的路旁并在路中撒满鲜花,场面十分感人。卡斯特罗在葬礼上发表讲话,赞扬格瓦拉对古巴革命的杰出贡献,称赞他是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楷模。
如今,在格瓦拉被害的玻利维亚伊格拉村竖起了“圣人切”的雕像,村中的一条大街被命名为“十月八日大街”,以纪念格瓦拉殉难的日子。成千上万慕名而来的“朝圣者”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偏远的山村,他们沿着格瓦拉和他的战友战斗过的路线,参观和凭吊他们居住过的岩洞、营地,并献上鲜花。
1997年10月9日,来自拉美各国的6000多位艺术家、作家、大学生,聚集到巴列格朗德市举行了“纪念切·格瓦拉世界大会”。阿根廷专门拍摄了纪念格瓦拉的故事片,并在国会大厦举行诗歌朗诵会。2003年,在古巴,有4万多人在格瓦拉广场举行集会,纪念格瓦拉诞辰75周年。古巴第4号领导人巴拉格尔发表了热情的讲话。
是啊,格瓦拉为了崇高理想不惜牺牲一切的献身精神,为了帮助穷苦人打碎压迫锁链而选择浪迹天涯进行革命的英雄气概,他那放弃至高权利和温馨家庭而义无反顾地回到热带丛林去做一名普通游击战士的高尚行为,使他成为超越时空并被世人广泛传颂和敬仰的英雄。正如玻利维亚著名作家奥普佩萨描述的那样,他是一个“点燃朝霞的人”。


魅力背后的冷血杀戮
他在得知美国和苏联达成妥协时,他愤恨不已表示,“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核牺牲品……”
50年前,一个叫切·格瓦拉的红色冒险家倒下,一个风靡世界的神圣偶像诞生了。他头戴红星贝雷帽的桀骜头像充斥在T恤、艺术品、BBS乃至泰森的肚皮上,这个经典造型已是最流行的大众文化符号。他也成了影响历史与潮流的代名词,与革命、乌托邦和青春划上等号。
格瓦拉的故事是以一种煽情方式演绎,曲折传奇中又充满矛盾。在他50年祭日时,世界各地又开始不断上演重复的纪念。现代人已被他魅力折服地无暇探究其真实性,纪念逐渐成为一个被抽空的膜拜。
这个被《时代》周刊称为“最迷人,也是最危险的一个”,迷人自不待言,但“最危险”的一面却被他光环所遮蔽。这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谈及他的作战经验时说,“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世人就见识到了这位自由战士的狂热。他在得知美国和苏联达成妥协时,他愤恨不已表示,“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核牺牲品……”幸好核武器不在他手里,要不可比本·拉登的9·11要更惨烈。几个月后和苏联领导人米高扬会谈时,格瓦拉不动声色地抽出手枪递给翻译说,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就……
这些绝对不是一时冲动说狠话,他可是一个敢想敢为的十足流浪冒险家,连他老搭档卡斯特罗都这么说,“他的做法就是在最危险的境地里,用最冒险的方法解决问题……”
如果没有他自己写下的日记,我们几乎难以看到一个走下神坛的格瓦拉。那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觉得我的鼻孔在不停的扩张,因为它闻到了火药的强烈味道和敌人的身体散发出的血腥味。”在这种嗜血的心态下,可以理解他为何革命胜利后也大开杀戒,以专制铁腕镇压异议者和所谓“反革命”。有时杀人并不是他的革命的手段,快成了他的爱好,他在寄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得承认,爸爸,在那一刻,我发现我真的喜欢杀戮。”

1959年年初,一位罗马尼亚记者拜见格瓦拉,正好听见格瓦拉向执刑队下达命令,一些人抽搐着倒下。在这次屠杀中,共有600多人丧生。这位受刺激的记者写下一首诗歌,题目是《我不再歌唱切》。其实这次大屠杀基本跟复仇和正义都不搭边,唯一理由是为了防止复辟。
他在掌管卡瓦尼亚堡监狱时,命令手下给所有的人定罪,“要用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铲除敌人。”那里大概有800个死囚挤在只能容下300个人的房间里,这些人是前政府的宪兵和警察,也有不少平民……格瓦拉负责上诉法庭的工作,但是,他从来都是维持原判——死刑。
1962年,格瓦拉发表名为“一个年轻社会主义者应该是怎样的”的演讲,他说:“一个年轻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当他把子弹射向敌人的时候……”《时代》这样评价说:“和卡斯特罗不一样,格瓦拉显得冷酷也更注重实际。同一个切,可以平静地下令将违纪同志斩首,然后去参加篝火晚会……”
格瓦拉人格无疑是让人崇敬的,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偏差和刚愎自用,注定使这位身患哮喘仍坚持游击的铁汉要走向悲剧。其实,格瓦拉真正意义在于永不褪色的人格光辉和坚定的理想主义信念,而不是在革命热情名义制造恐怖地狱。
然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1968年,法国的大学生们举着格瓦拉,喊道“要做爱,不要作战!”要求自由进入异性宿舍!从那后,格瓦拉成了一个商标,成了年轻人的硬通货,为的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一种盲从或想象的理想。

古巴摄影师阿尔伯托·廓尔达拍摄的格瓦拉肖像

格瓦拉
一个时代的传奇

不羁的灵魂
如果有一天去往古巴,在享受了巴拉德罗海滩的怡人海景,领略了圣地亚哥山城秀美神韵之后,请你务必不要忘记去圣克拉拉走一趟,这个距离古巴首都哈瓦那277公里的中部城市,是西班牙人在古巴建立的第八个城镇。古巴革命胜利后,作为古巴的工业重镇和交通枢纽,圣克拉拉在旅游业方面并没有倾注太多精力,然而随着1997年切·格瓦拉的遗骸被运送并安葬在这里,圣克拉拉每年接待的游客数量大幅攀升,与此同时它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切·格瓦拉市。
1959年1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胜利。而在三天前,切·格瓦拉率领第八纵队奇袭圣克拉拉,一举拿下战略重镇,才让这场胜利得以提前到来。作为卡斯特罗的战友、革命胜利的缔造者、建国后的高官,切·格瓦拉与古巴这个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让许多人误以为他是古巴人。

出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的一个贵族家庭,父母两家祖辈都当过不同地区的总督,殷实的家境让年幼的切·格瓦拉有许多机会出游。1951年,就读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系的他,与好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一起,依靠一辆摩托车纵游整个南美,途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切身感受到美洲大陆的贫穷和苦难,这趟行程也为格瓦拉日后投身革命打下了基础。
1953年大学毕业后,切·格瓦拉开始了他第二次拉美之旅,他在经历了危地马拉革命失败之后避难至墨西哥,依靠自己所学行医度日,并且在那里遇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并加入了后者的革命队伍。格瓦拉于1956年正式投身于古巴革命战争,在战斗中屡建功勋。
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宣布他为古巴正式公民,并且在古巴担任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然而1965年4月,切·格瓦拉向卡斯特罗上呈了告别信,放弃古巴所有的功名利禄,毅然踏上了刚果革命的战场。届时已经37岁且身患哮喘的他,尽全力向刚果革命武装传授其游击战经验,可惜这支由当地人组成的游击队漫无纪律、内部纷争不断,完全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加之美国中情局从中作梗,这次刚果之旅让切·格瓦拉沮丧而归。
但是这次失败并没有让格瓦拉丧失战斗的信念。1966年他来到玻利维亚,领导游击队员开始革命活动。然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革命,1967年10月,格瓦拉所领导部队的一个逃兵向玻利维亚政府泄露了营地位置,他受伤被俘,翌日被秘密处死,时年39岁。

如果切·格瓦拉没有选择离开古巴,这将会是一个非常俗套的剧本——打完江山坐江山,古往今来皆是如此。当被压迫者起身反抗的时候,他们憧憬建立一个公平的世界,可当成功后面对权利与财富,过往的理想却是很难坚守。而切·格瓦拉却有着不同的选择:首先他不是被压迫者,无论是在阿根廷还是在古巴,他都可以过着舒适的生活;其次,他选择了继续战斗。
这位倾尽一生投入革命的无产阶级战士,如同许多伟人一样,在其死后才为人们广泛知晓,敌人原本希望大煞革命锐气才刊登出的尸体照片,反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抗议。更令敌人想不到的是,他的死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思想发展,在其影响下扩散至拉美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与此同时,在中东和西方年轻人的概念里,他也成为了公众偶像化的革命象征和左翼政治理想的代名词。
如今我们在许多地方看到的那幅由著名摄影师阿尔贝托·科尔达在1960年为切·格瓦拉拍摄的肖像,据说是人类历史上复制量最大的头像之一,这个头像不仅出现在壁画、游行、音乐会等各种公共场合,也出现于邮票、服装、杯子、钥匙链、皮带等生活物品中。一个以革命为生命的男人,在死后被人们用不同形式所记住,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这也是一种肯定。

1960年格瓦拉和卡斯特罗
人无完人,切·格瓦拉的一生也有许多所作所为被人们所诟病,他类似偏执狂的表现经常令人大跌眼镜。当革命胜利之后,阿根廷的家人前来古巴看望他,他却坚持不肯花政府一分钱,就连带家人出去游玩的油费都是自己掏腰包;朋友来古巴看望他,他竟然要求人家去做社会义工;当代表古巴访问前苏联时,他说“我这个农民配不上这么豪华的餐具”,让人深感不妥;在玻利维亚丛林中,他一厢情愿地向当地农民讲反美垄断,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对牛弹琴……切·格瓦拉这种残缺、偏执的性格,也直接导致了他在古巴国内进行残酷的针对旧政府人员的镇压,许多西方媒体抓住了这点,对其提出大量批评。
只有偏执狂才会成功,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个革命者,大多时候他留给后世的,是一个硬汉形象,其实切·格瓦拉具有非比寻常的浪漫主义情怀和同情心。在大学时期游历南美时,他把身上仅有15美元给了一对当矿工的苦难夫妇;而作为一个父亲,他对自己的几个儿女疼爱有加——这一切都与格瓦拉幼年时期所接触的教育有关。由于家境殷实和个人爱好,切·格瓦拉少时阅读了大量诗歌文献,那些浪漫的诗词在他深处构建了一个没有战乱、没有压迫与欺骗的、超脱人类现实社会的乌托邦世界。可以说,他一生不断地革命,就是为了追寻并建立他心中的伊甸园。
在切·格瓦拉死后的数十年里,拉美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革命愈演愈烈,如今那些被人们所熟知的名字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切·格瓦拉的影响。当年切·格瓦拉身死沙场的时候,曼德拉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律师,而查韦斯仅仅才13岁。在切·格瓦拉逝世40周年的纪念会上,查韦斯这样说道:“我就是切·格瓦拉率领军队的成员,他没有死,他跟我们在一起,他在我们的身体里。”
随着时代的发展,切·格瓦拉留给今天社会的已经不再仅仅是他那义无反顾的革命精神。无论是在繁华的纽约还是安静的北海道,无论是在时尚之都巴黎还是古朴典雅的西安,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随处可见——当年在欧洲居住并且喜欢听甲壳虫乐队摇滚音乐的他,已然被热爱摇滚音乐的艺人们当做了精神领袖。
为什么一个革命者会成为摇滚音乐的代表?
摇滚的寓意相信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见解,但是具有的表象特征是可以被归纳总结的:强烈叛逆和毁灭性。摇滚文化,对所有现实世界中不合理的事情都具有逆反情绪,是政治文化的对立面——政治文化希望建立一个具有制度的世界,而摇滚文化则要打破这样一个规范的世界。它推崇精神的高度解放和灵魂的不羁自由,蕴含着一种直接的、强韧的破坏精神,鄙视所有的迂回、妥协和苟且偷生。

而这,也恰好是切·格瓦拉所做的。他把39岁的生命全数奉献给了自己的理想,用破坏性的方式——革命,试图推翻一个又一个的不公平的统治。他的心中只有自己的理想,不计较前方的困难险阻,也不留恋身边拥有的一切。无论面对的是朋友还是敌人,他都是用自己的理想在说话。当年在墨西哥同卡斯特罗一起被捕,卡斯特罗拒不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切·格瓦拉大胆承认了一切——这也注定他无法成为一位政治家,因为他只忠于自己的信仰。
这样的一个人,被如今的摇滚文化所推崇,成为其代表,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今拉美人已经将格瓦拉的精神升华到了更高的层次:委内瑞拉的失业人员培训计划被命名为“切·格瓦拉”,许多医院挂有他的头像,认为他代表着人道主义精神,是所有医生学习的榜样。
一个以革命为终身事业的男人,最终在人类社会中以无差别的形式出现在各个领域,并受到狂热崇拜,不得不说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可以同切·格瓦拉一样既被主流文化接受和瞻仰,又被非主流文化推崇膜拜,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他的与众不同。切·格瓦拉用后世对他的评价向所有热爱和痛恨他的人证明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价值来自他的精神,与阶级立场无关,与国家民族无关,甚至与生死无关。


传奇战士格瓦拉
1967年10月9日,拉丁美洲著名革命家、“游击中心”理论倡导者切·格瓦拉在前一天战斗中负伤被俘后,被美国支持的玻利维亚军人政权枪决。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切·格瓦拉的名字便在世界传扬。当年中国也曾称赞过他在古巴推行的游击战道路,而西方对他则冠以“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等称号。直至2000年,北京舞台上演的话剧《格瓦拉》还曾轰动一时。那个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传奇革命家,其战斗和生活的轨迹其实曾与我们紧密相关,其悲欢也值得国人品味反思……
在古巴革命中闻名的格瓦拉,原本是阿根廷人。他于1928年生于较优裕的家庭,毕业于医学院,在行医中痛感人民苦难非药可治,在阅读了马列著作后决心从事政治斗争,以解放整个拉丁美洲为己任。1957年,他在墨西哥结识了古巴革命者卡斯特罗并与其结成密友,两人很快便率一支小队乘船潜回古巴,登陆后他们上山进行游击战,一年多后就推翻了亲美的独裁政权。

格瓦拉的准全家福
在“七支步枪起家”的斗争中,格瓦拉读过西班牙文本的《毛泽东选集》后深受启发,后来他一再说:“毛泽东是游击战大师,我只是个小学生。”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翌年,格瓦拉便来华访问。他见到了被自己奉为导师的毛泽东,两人亲密地拉着手说话。回国后,格瓦拉便拿起甘蔗刀下田,宣布这是仿照人民公社的榜样,并号召民众学习中国专家不计较工资只讲奉献的精神。
格瓦拉做体力活并不是装样子给群众看的,而是实实在在地真干,业余时间特别是星期六下午,他的时间主要用于义务劳动。他公私分明,年幼的孩子生了急病,他也绝不许用自己的公车送医院。在当时物资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发给每个高级领导人一张特殊供应卡,位居国家第二把手的格瓦拉马上退回,而且始终要求家人到商店同普通百姓一样排队买东西。至于他那些同战士一样站岗,治疗被视为瘟神的麻风病人从不戴手套一类的故事,更是广为传扬。正是这种毫无利己动机的献身榜样,使格瓦拉能够超越时空,被贫困国度的民众和许多富足的西方人同时接受和称赞。卡斯特罗对这位战友的评价则是:“一个在行动上没有一丝污点,在举动中毫无瑕疵的典范就是切!”

在革命胜利后的古巴,格瓦拉在取得古巴国籍后只呆了六年。当时,中苏论战势同水火后,他感到两面为难,便在1965年2月再次来华访问,他主张同苏联停止论战,但他的建议未被接受,他也没见到毛泽东。带着忧郁离华后,格瓦拉便在公开场合消失,并登报宣布放弃职务和国籍,使古巴政府不必对其行为负责。
后来人们知道,1965年春,格瓦拉进入了刚果(利)东部,指导当地的左派游击队。几个月后,他失望地离开,因为他感到当地人不愿认真打仗,所以失败无法挽回。隐蔽回古巴休整几个月后,1966年11月,格瓦拉又带领几十个说西班牙语的外籍人进入玻利维亚,在丛林中展开游击战。
对于格瓦拉为什么出走,三十多年来不少研究者有过多种解释。多数意见是,他想摆脱国际共运的分歧,在南美洲再树立起一个革命榜样。不过,从近些年发掘出的他的一些当年的文件笔记中看,格瓦拉其实有更深层次的想法,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诸多疑问,想另辟一条新路。

古巴革命胜利后格瓦拉是首任国家银行行长,可他却主张废除货币建立“不用钱的文明”。从事建设时,他反对“物质动力”,主张消灭个人主义,要求用劳动竞赛来驱动。由于美国的封锁,经济难以自给的古巴不得不大量接受苏援,在体制和指导原则方面也学习苏联模式,对此格瓦拉很失望,认为从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起就开始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先例,而只有战争条件下同志关系才是真正纯洁的兄弟关系。他这类理想主义的主张,在和平建设的现实生活中注定难以实行。
抛弃古巴优裕且安宁的城市生活,再进入毒蛇蚊虫出没的南美丛林,对从小便患哮喘病的格瓦拉绝非易事,但是为了理想他义无反顾。在近一年艰难的山区游击跋涉中,格瓦拉只靠一匹骡子驮行李,忍受了诸多困苦,面对追剿和陷入绝境也毫不动摇,并宣布绝不让敌人活捉自己。在1967年10月8日的最后战斗中,他因负伤并犯了哮喘病,才当了俘虏。

格瓦拉学过中国的游击战理论,他提出的“游击中心”论却又有一些不同之处,其中特别强调少数精英的作用,认为到处游击示范便可让民众一涌而起推翻反动政府,而很少注重根据地建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也说明外籍人到别国输出革命很难成功,实践标准也对其游击理论做了最无情的检验。
记得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内曾翻译过格瓦拉的《游击笔记》(内部出版),笔者曾问过许多熟悉游击战的老前辈的观后感,回答都是叹息不已。从书中可看出,格瓦拉最后近一年在山区到处游动,他想“解放”的当地农民对其却非常冷淡,没有一个人参加游击队,甚至向政府军告密。这支队伍成了无水之鱼,人越打越少,能坚持那么久全靠顽强的毅力和信念支持。
被俘后的格瓦拉
格瓦拉的小队遭伏击覆没,本人被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同他谈了话,曾主张送到关塔那摩关押,玻政府却坚持处决。因该国已取消死刑,便于10月9日把格瓦拉带出来,迎面用冲锋枪向他扫射,然后拍照后公布说格瓦拉是阵亡。

苏东巨变后,全球虽出现了意识形态趋向淡漠的情形,众多人却仍有“格瓦拉情结”。“格瓦拉热”几十年不衰,比格瓦拉本人的胜利和悲剧更值得人们思考。
